参见王名扬：《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68—670页。
有关中国各族人民光荣的革命传统的解释，可参见凌斌：《从汤武到辛亥：古典革命传统的现代意义》，载于王奇生主编：《新史学·20世纪中国革命的再解释》（第七卷），中华书局2013年版。而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解读效果，其核心原因是强世功教授对有机体这一概念的倚重，其间也渗透着浓烈的浪漫主义气息。
那么，为什么只在宪法第二条的解释中认为规定了中国政体问题呢？可能会有学者提出这样的质疑：之所以在宪法第二条中解读出中国政体内容，其依据不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表述，还有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必须在国家机构的相应运作中才能反映出来，二者互动奠定了国家这个政治有机体的基本结构。鉴于笔者已就相关内容有所阐发，因此，这里只对已阐发过的内容给出简要的结论性观点，对于未加解释的内容还需要做出较为详尽的解释和论证： 其一，从构成政体Ⅱ的主体性质来看，无论是人大，还是国务院以及两院，当然都是掌握国家权力的主体。[19] 强世功：《立法者的法理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09页。[86] 这是笔者仿照革命教化政体这一表述所做出的概括。
衡量社会自治程度可以有多种方法——比如从地方自治、社会自治、个人自治的角度分别予以考察，或者从社会结构、公共领域、公共服务的角度予以考察。就人大与公民的经济关系而言，主要体现在宪法典总纲中的经济制度和第二章公民人身自由权、劳动权和获得国家救济的权利等规定上。2.《行政强制法》第37条与第35条的衔接。
(4)执行命令由行政机关颁布，对此允许主张权利。8.人们的认识不一致，包括行政公务人员与法官之间的认识差距较大。赵宏：《法治国下的行政行为存续力》，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0－15页。行政相对人的主动履行一直因为理所应当被忽视，但是在行政实践中，行政义务的履行大多都是行政相对人的主动履行，被行政强制执行的毕竟只是一小部分，行政强制执行更多地被当作履行行政义务的最后手段，而研究行政行为的执行力却只关注这种最后手段，在某种方面就显得一叶障目了。
(二)日本模式 二战后，由于受到美国法的影响，日本的强制执行制度发生了较大的变迁，《行政代执行法》取代明治时期的《行政执行法》成为日本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基本法。[10]101－104其中授益行为说最值得我们注意，该说认为，相对人根据授益行政行为而已经取得的权利，应当得到妥善的保护，而不应受到任意取消，因此授益行政行为具有实质确定力，但是负担行政行为的改变往往对相对人有利，因而不具备实质确定力，改变可不受限制。
行政强制执行的目的在于行政相对人行政义务的履行，是行政行为执行力体现的重要方式，但是行政行为执行力的实现并不仅仅依靠行政强制执行。 【参考文献】 [1]［德］萨维尼，格林．萨维尼法学方法论讲义与格林笔记[M].杨代雄，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2]吴志光．行政法[M].台北：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 [3]翁岳生．行政法(上册)[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 [4]周永坤．法理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5]莫于川．依法实施行政强制努力建设法治政府——《行政强制法》的立法背景、创新亮点和后续课题[J].中国工商行政管理，2011, (9): 9－12. [6]袁曙宏．我国《行政强制法》的法律地位、价值取向和制度逻辑[J].中国法学，2011, (4): 5－22. [7]［日］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M].王亚新，刘荣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8]叶必丰．行政行为确定力研究[J].中国法学，1996, (3): 101－106. [9]章志远．行政行为效力论[M].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2003. [10]叶必丰．行政行为的效力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11]［日］盐野宏．行政法I：行政法总论[M].杨建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黄学贤，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10]102此处，我们也赞同授益行政行为说。这也适用于告诫与作为基础的行政行为同时作出，对行政行为未规定送达的情形。
三、问题分析 本文既然是对《行政强制法》第35条的解读，自然离不开法律解释的方法。履行义务的方式指的是行政相对人角度的自觉履行义务的方式，而强制方法则利用行政机关的公权力对行政相对人产生威慑力，达到促使相对人履行义务的目的。2.催告行为是否影响原行政行为的执行力。2.履行期限届满之后的催告行为 履行期限届满后的催告行为则属于行政行为，具备相应的法律效果。
对执行力的最一般的理解莫过于日本学者盐野宏教授的观点：所谓执行力，是指违反相对人的意思，行政权以自身的力量能够实现行政行为内容的效力。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1)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
摘要: 《行政强制法》第35条规定的催告制度由于立法的不完善，形成了催告行为的作出时间应在行政决定履行期限届满之前或者之后两种不同的解读观点，这两种不同的解读都存在着理论与实践的问题。以下分别讨论这两种对催告时间有不同认识的情况： 1.催告行为与行政决定同时作出。
[5]这些问题中最突出的莫过于行政机关极度漠视行政相对人的实体与程序权利，导致了行政权力的肆意行使，对行政相对人正当权益造成侵害，孙志刚案与唐福珍案正是在这种缺乏对行政权力有效规制的背景下酿成的悲剧。毫无疑问，《行政强制法》规定的原行政决定肯定是课与相对人义务的负担行政行为，而按照授益行政行为说，原行政行为并不具备实质上的确定力即不可变更力。仍表示依然、再次，在这里仍不履行则表示已经有一次不履行行政义务了，套用前文提到的，如果把催告行为看作履行期限届满前的催告，一旦逾期也只是第一次不履行而已，就不会使用仍不履行的字眼。许多情况下，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行政义务的履行无法在行政机关规定的履行期限内完成，如果由于客观原因而导致的行政相对人无法自觉主动履行行政义务，而采取了强制执行的手段，无疑会挫伤行政相对人自觉履行的积极性。[11]102履行期限届满之后作出的催告行为，其本行为作出的时间肯定要晚于履行期限规定的最后时间，而且还赋予了行政相对人宽限期，这样的时间设置是否会影响到原行政行为的执行力呢？ 我们认为，在履行期限届满后作出的催告行为并不会影响原行政行为的执行力，原因在于，执行力应包括自执行力。台湾地区的学者对这个问题已经先行进行了探讨，但仍是意见不一。
回到第35条，既然《行政强制法》第35条属于第四章第一节的规范，同时被第34条总领，要遵守第34条规定的引起行政强制执行程序的条件，那么其规定的催告行为也应该遵守第34条背后的履行期限结束的时间要件，所以第35条规定的催告行为应该在履行期限结束后作出。(4)应以义务人承担费用方法(代执行)实施行为时，须在告诫中列出预定的费用数额。
(一) 催告在履行期限届满前作出 催告在履行期限届满前作出，实质上指催告行为在行政决定作出后，到行政相对人履行义务期限届满之前这段时间作出。1.催告行为是否影响原行政行为确定力。
其次，从行政行为效力看，在履行期限届满后进行催告，和行政行为所具有的执行力有矛盾之处。那么，德国法中的告诫、催告与我国《行政强制法》中规定的催告在内涵上是否相同？这是我们在进行比较研究中，要解决的前提性问题。
[6]对比两种催告行为模式，在履行期限届满前的催告模式，行政相对人自觉履行的期限仅限于行政机关决定的履行期限，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行政相对人积极主动履行行政义务的能力。(一)德国模式 《联邦德国行政执行法》在第一章和第二章分别对金钱给付义务的执行与对行为、容忍或不作为义务的执行进行了规制，其中对催告的规定也不尽相同，以下分别论述。前次告诫的强制方法未取得效果时，才可作出新的强制方法的告诫。其中的另一星期即为德国行政强制法在金钱给付义务中的宽限期的规定。
很明显，只有在催告行为是履行期限届满后作出的，而且经过行政机关给予的宽限期，还是没有自觉履行义务的，才适用仍不履行的字眼。按照该条规定，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后，行政相对人的行政义务首先就具备了被强制执行的实体条件，此时行政义务的履行方式也从单纯的自觉履行开始变化。
(三)涉及金钱给付的，应当有明确的金额和给付方式。举例来说，《行政处罚法》第39条规定：行政机关依照本法第38条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
二、问题溯源 在对催告程序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之前，我们首先要承认，催告制度是一个舶来品，它本身就是借鉴了国外较为完善的行政执行制度，所以针对上述提出的催告行为的程序问题，就有必要对国外的行政强制执行程序中的催告制度进行比较，寻找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催告制度的理论和实践出路。2.催告行为在行政决定与履行期限届满之间作出。
通过以一种公众认为公平的方式作出决定，当政者可以获得对这些决定的更大认可，就使得决定涉及的各方更容易服从。例如，有学者认为，台湾地区行政执行法第11条第1项第2款书面限期催告履行之性质为何，学理上有不同看法：1.有援引《德国行政执行法》第3条第2项之解释，认为其并非行政处分，而是实施行政处分的观念通知(事实行为)，盖其并未因此产生给付义务的法效果，即将其视为民法上之催告性质，并具有中断时效之效果……2.唯亦有将其视为行政处分(昔日事务见解)，得提起行政争讼，盖此一书面通知系主管机关移送执行前之行为，与行政执行法第9条第1项之执行命令、执行方法属于开始执行后执行机关所为之措施有所不同，故其救济途径亦有异。《行政强制法》的立法与实施虽然在许多地方依然不尽人意，但在它的身上却透着指引前方的曦光，只有充分挖掘现行法律法规所能提供的养料，才能让我国行政法治不再彷徨，稳步向前。我国的强制执行决定更接近于该条规定的强制方法的决定。
可见，把第35条第1款的履行义务的期限解读为宽限期，不仅在理论上达到把催告行为完美地契合进了行政强制执行制度中来，与国外较发达的行政强制制度接轨，而且在实践中更加增添了制度上的可行性，节省了行政成本，一举多得。第37条的规定中明确使用了逾期与仍不履行的字眼，按照上文对催告行为的两种不同的解读来看，这里的逾期也具有两个意思。
原因在于：(1)从实定法上看。在催告期间，对有证据证明有转移或者隐匿财物迹象的，行政机关可以作出立即强制执行决定。
不允许同时以数种强制方法作为告诫，或告诫使执行机关保留数种强制方法的选择。(5)行政机关的名称、印章和日期。
